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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案辩护词

作者:admin

  张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案辩护词审判长、审判员:江苏崔武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张某近亲属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本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张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案的辩护人,依法履行辩护职责。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依法查阅了本案的相关卷宗,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对公诉机关起诉书的意见,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听取了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天下彩,对本案事实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辩护人认为,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检察院下检诉刑诉(2009)**号起诉书对被告人张某犯有聚众斗殴罪的指控,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依法不能支持。为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根据事实与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一、被告人张某主观上并没有聚众斗殴的犯罪故意,主观恶性不大。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聚众斗殴罪为故意犯罪,在构成该罪的犯罪构成主观方面,必须具备聚众斗殴的主观故意(而且是直接故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办理聚众斗殴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2009]56号)(以下简称:《苏高法意见》)对于聚众斗殴罪犯罪动机的表述是“通常表现为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其他不正当动机”。那么本案的被告人张某是否具有聚众斗殴的故意呢?在这个环节中,公诉机关没有出示任何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有聚众斗殴的犯罪故意。辩护人认为,根据法庭调查的事实来看,被告人张某并不存在这种犯罪的主观故意。以下几点相结合可以证明:1、对此主观目的的供述,同案被告人秦某在2008年11月27日下午的讯问笔录中供述称:“我就打电话喊了张某,让张某明天早上早一点去南京商厦门口架架势,张某答应我的。”被告人秦某的供述,与被告人张某的供述完全吻合,相互印证,证实了张某去现场的目的是为了去“架架势”,主观上一直认为仅仅是去凑凑人数而已,而不是去参加斗殴,主观上并不存在斗殴的故意。2、被告人主观恶性小,参与“聚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故意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也不是针对具体的明确的伤害对象,更不是为了故意去伤害别人,而是为了给老乡帮忙。被告人张某受被告人秦某之邀,同意帮秦某“架架势”,其主观出发点仅是出于“哥们义气”,并无“争霸一方”的目的。被告人主观恶性小的问题,从发生斗殴开始,被告人始终处于消极逃避的状态,最后逃到了小市街过街天桥上,就是很好的证明。3、事件起因与被告人没有任何关系。卷宗材料显示斗殴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海某的“黑车”与华某公司的线路资源之争,系相对方华某公司主动挑起事端。这场斗殴的发生也完全出乎被告人张某的意料,情况完全超出了被告人所能预料和控制的范围,他也在这场斗殴中被打受伤,本身也是这场斗殴的被害人。4、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到被告人口供的稳定性。侦查机关为了获取被告人张某参与聚众斗殴的犯罪故意,对被告人张某进行了多次审讯,但并没有获得被告人张某的直接承认,被告人张某用了诸如“帮帮忙”、“架架势”等等不确定的语言来回答侦察机关所问的问题,并称“我真没有想到后来真的会打起来,我以为我最多就是凑凑人数而已,要知道真打架,我肯定就下车了”。因此,从被告人张某本人的相关表述完全得不出其存在主动参与聚众斗殴犯罪故意的结论。二、从客观要件上看,被告人张某并没有实施积极参与斗殴的行为,其行为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仅能认定为一般参加者。我国《刑法》第292条明确规定,对于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才构成聚众斗殴罪,以聚众斗殴罪定罪量刑。聚众斗殴犯罪只处罚二种人:(1)首要分子,即聚众斗殴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2)积极参加者。按照《苏高法意见》的相关解释,“聚众斗殴的积极参加者是指首要分子以外在聚众斗殴中发挥主要作用或者在斗殴中直接致伤、致死他人者。”参与斗殴态度一般或者尾随参加,且在斗殴中作用不大者不构成本罪。www.543004.com!结合本案,如果被告人张某确实是积极参加者,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分析本案控方提供的证据,没有充分证据能证明被告人张某是积极参加者。下面对本案全部证据逐一向法庭分析:1、被告人供述。(1)被告人张某的供述足以认定其在案件中不是积极参加者,仅能认定为一般参加者。辩护人注意到,被告人张某先后有几次供述,除第一次称系回老家“出份子钱”以外,其余几次供述均前后完全一致,一直否认积极参与了聚众斗殴。他的供述中有两个重要的细节提请法庭注意:A、“我坐在大巴车的后面,大家下车了,我也下车了,当时我们这边四、五个黄牛正和对方对打。”B、“当时一打起来,我就下车赶紧往公交15路中央门北站上跑了。我在跑时我的右肩膀处被对方人打伤了。”客观分析案发当时的形势,当大巴车被华某公司三辆车堵住,黄牛一方的人从大巴车上下来后,由于华某公司的人准备充分,手持铁甩棍、木棒,黄牛这一方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防御状态,明显处于劣势,结果是被告人秦某受了重伤,数人皮肉受伤。在这一过程中,被告人张某始终处于逃跑的状态,先是向北侧跑,后来是向南边跑,出于自卫的本能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有推挡的动作,据其称曾经有对方手持木棒打他,他想去抢对方手中的木棒却没有抢到,这种行为显然不是积极参与,而是消极被动地参与其中,行为情节比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被告人张某只能算是这起聚众斗殴的一般参加者。(2)同案其他被告人的供述有出入,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某的供述是可信的,之所以说其供述是真实可信的,是因为他的供述不但有同案被告人秦某1、陈某、朱某、秦某2、张某的供述可以相佐证,这五个人都没有明确指认被告人张某积极参与了聚众斗殴。同时辩护人注意到本案被告人阚某、张某以及陈某、秦某曾有供述反映被告人张某存在参与斗殴的行为。辩护人认为,不排除这四人为求自保,胡乱指认的可能性。(3)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张某犯有聚众斗殴罪是以本案其他部分被告人的口供为主的,除了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公诉机关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事实证据证明被告人张某犯有聚众斗殴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2、证人证言。本案中证人包括这起聚众斗殴案的对方主犯郑某、董某,己方大巴车驾驶员胡某,现场群众朱某、李某。这几位证人证言均没有明确指认被告人张某积极参与了聚众斗殴。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本案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遗漏收集了重要证据,即对这起聚众斗殴案的对方参与人员没有做辨认笔录。按照常理分析,在聚众斗殴过程中,两帮人结伙斗殴,都是几对几或者几对一等各种形式捉对斗殴,在这种形势混乱的情况下,互相捉对斗殴的对方对于参加斗殴的对象是最清楚的。主要依据同案被告人彼此之间的口供验证,侦查机关的这种传统取证方法不能保证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为求自保,这些同案犯完全有可能胡乱指认别人,企图变相减轻自己的罪责。同时,本案的现场目击证人对案发现场过程的描述也不能证明被告人张某在案发时的行为。因此本案证人证言也不能证明被告人张某积极参与这起聚众斗殴案。3、鉴定结论和勘验记录;鉴定结论和勘验记录客观地反映了现场状况以及受害人的受伤情况,但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张某所起的作用,故不能证明被告人张某积极参与这起聚众斗殴案。综上,分析本案控方证据,被告人张某并没有积极参与这起聚众斗殴,至少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其积极参与。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来推定其无罪。三、公诉方指控本案被告人张某“持械”的证据不足,不宜定为“持械聚众斗殴罪”。“持械”是聚众斗殴罪中的加重情节之一,刑法对“持械”行为规定了更高的量刑幅度,从立法本意上讲,是因为“持械聚众斗殴”的罪过更大,应该给予更重的处罚。按照《苏高法意见》的相关解释,“持械是指参加聚众斗殴的人员直接使用器械斗殴,或者在斗殴中携带并且显示但实际未使用的情形”。从本案来看,不能认定被告人张某在聚众斗殴中持械,本案中持械的责任应由其他被告个人负责,而不应株连到被告人张某。1、如前所述,被告人张某在这起聚众斗殴案中并不是积极参加者,而是消极地被动地参与其中,行为情节比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只能算是这起聚众斗殴的一般参加者。2、本案组织人手、准备斗殴工具等前期活动,都是由被告人秦某1、秦某2、海某等实施的,被告人张某均没有参与。对于准备器械等等情况,被告人张某对此更是一概不知。3、被告人张某从始至终没有持械。按照当时现场的具体位置,被告人朱某驾驶载有事先准备好的木棒的面包车是停在大巴车的南边,大巴车当时是被华某公司三辆车分别从南侧、北侧、东侧堵住的。按照被告人张某的供述,其下大巴车后,开始是向北面跑的,看到对方有人持械迎面跑来,他又回头向南边逃跑。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张某持械参与斗殴,肯定要先跑到南边的面包车上取木棒,而不是跑到北边去。在他从北边返回头向南面逃跑的过程中,被对方数人围住殴打,身上也多处受伤,他继续逃跑,一直跑到小市街的天桥上,才摆脱对方的殴打。在这一过程中,被告人张某没有也不可能去面包车上取木棒参与斗殴。4、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持械的证据明显不足。本案卷宗中只有被告人阚某、张某、秦某三人曾有供述反映被告人张某存在“持械斗殴”的行为,控方指控证据明显不足。综上所述,对于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不应当定性为持械聚众斗殴,只能认定为一般的斗殴行为。四、关于本案量刑的意见,敬请法庭采取恤刑、宽缓原则,在量刑时能充分考虑以下因素,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适用缓刑。1、即使对被告人张某不能认定为一般参加者,也应当认定为次要从犯,从轻、减轻处罚。(1)按照《苏高法意见》的相关解释,“聚众斗殴中,对于积极参加者作用差别明显的,能够分清积极参加者的主、次作用的,应当对积极参加者确定主、从犯及应当承担相应的罪责。”对聚众斗殴罪的积极参加者应当区分主、从犯,既应有斗殴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主犯型积极参加者),也应有未起主要作用的从犯(从犯型积极参加者)。主犯型积极参加者,一般应是在斗殴中直接致害对方的行为人,或在斗殴活动中十分卖力,十分活跃,在斗殴中居于指挥、协调、起表率作用的人。至于从犯型积极参加者,是指虽然在斗殴活动中不是伤害对方的直接行为人或起表率作用的人,虽然没有直接造成伤害后果,但配合了伤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是指在殴斗中实施暴力的人。从犯型积极参加者虽未直接致害,但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也是其与一般参加者的区别所在。从犯型积极参加者是介于主犯型的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之间的一种主体,这样区分有利于刑事处罚的客观、公正。从本案的聚众斗殴犯罪中各被告人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应当区分主、从犯,并据此定罪量刑。(2)对被告人张某即使不能认定为一般参加者,也应当认定为从犯型的积极参加者。被告人张某只是出于哥们义气、碍于情面被人要求才参与其中;案件的起因与他无关,犯意不是他提的,他没有参与犯罪的预谋和准备活动;在整个案件中完全是消极被动的,行为情节比较轻微,并未造成伤害结果,所起作用相当次要,危害程度远远不及其他被告人。(3)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张某量刑时比照其他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由于被告人张某罪过较轻,未直接造成严重后果,在这起聚众斗殴案中至多只能算是次要从犯,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应该对其适用较轻的刑罚。《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2、被告人张某犯罪情节轻微且为初犯,因而属于法定从轻情节。被告人张某无前科,是初犯。他在本次斗殴之前一直在某酒店工作,并不是那种爱好打架、寻衅滋事的小混混。受不良生活环境影响,加上不懂法,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缺乏抵抗力,容易受所谓江湖义气的侵蚀,认为既然朋友要我帮忙,我就要讲义气。从这点来分析,被告人张某既是社会秩序的侵害者,又是受社会不良环境影响的受害者。只是一念之差,才犯下了让他追悔莫及的错误,希望法庭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3、被告人张某确有悔改表现,在案发后能主动投案,交待自己的行为。建议法庭考虑这一自首情节。辩护人在会见被告人张某的时候,他也多次表述了自己悔改的决心,他感觉到自己愧对父母、妻子。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告人服从管理,能积极协助管理人员开展工作。从今天的庭审情况来看,悔恨心态表露无疑,迫切希望回归社会。因此,建议法庭量刑时考虑到被告人的这种悔罪心理,给他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以达到感化教育的功效。综上所述,鉴于被告人张某并非本案首要分子或主要的积极参加者,他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相对次要,请法庭综合全案,首先考虑其作为一般参加者,不构成犯罪。退一步讲,如果法庭最终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也应考虑到被告人客观上是从犯、初犯,且主观恶性不深、行为危害性不大等因素,同时具有多项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因此,辩护人建议法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被告人宽大处理,予以从轻或减轻量刑,并适用缓刑处罚,以真正使被告人罪刑相应,罚当其罪,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给被告人一次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取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望予采纳。江苏崔武律师事务所曹小寅律师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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